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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1
智商偏低的男孩终于能与亲人在美国生活了
“我可以到美国了!”听到那童稚般的声音,我们会心的笑了。
回想起2010年4月的某一天,一位L先生来到了我们律师事务所,后面跟着一个拘谨的年轻人。L先生告诉李律师,他妈妈申请他和两个子女去美国,面谈后,领事官批准了他和女儿的签证,但是却以“公众负担”为由拒绝了他儿子的签证。这就奇怪了,这年轻人虽然看起来拘谨,但怎么也是年轻力壮的,怎么会是“公众负担”呢?L先生把体检报告拿出来,原来他儿子的IQ只有60(正常是大于70的),领事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拒绝了他儿子的签证。
L先生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们都已经去了美国,如今就等着他们过去团聚,但现在却被迫与自己的儿子分开。L先生为此显得一筹莫展。李律师和L先生的沟通后了解到,虽然L先生的儿子因为智商的问题读书只读到小学毕业,但生活能自理,而且还在建筑工地做散工,完全具有养活自己的能力,而且亲人在美国的生活都挺好的,足以支撑。最后,李律师以他专业的经验成功为L先生的儿子取得了签证。整个过程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。
后来,L先生从美国打电话回来告诉我们,如今儿子已经在美国的一间水果店找到工作了,一家人在美国生活得很开心,很感谢李律师的帮忙,让他们一家能在美国生活。
案例2
多次被拒签的老夫妻终于拿到签证
Z先生和老伴都是退休老师,每年享有丰厚的退休金,在银行也有几十万的存款,并享受医保待遇。他们在独生女儿Z小姐在中国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并在美国成家,生儿育女。考虑到父母在中国年事已高,在精神上感到孤独和无援,故申请父母来美与家人团聚。Z先生夫妻面谈后收到蓝单,领事馆以Z先生夫妻年龄大,身体健康状况欠佳会给美国社会带来公众负担,多次拒绝了二人的签证。
经朋友介绍,Z先生夫妻来到李律师事务所咨询,从Z先生的口中得知,原来Z先生的女儿Z小姐在美国没有工作,一家就是靠女婿的退休金生活,此外二人还有两个小孩子要抚养。虽然Z小姐有房屋,投资等财产,但报税收入是远不达美国要求的最低生活线的标准。于是Z小姐找到其先生的弟弟作为联合担保人,后者在美国邮局工作,每年有七万多美金的收入,并且没有担保过其他人。这样的担保是很符合条件的,但领事还是多次以212(a)(4)拒绝他们夫妇的签证,因此Z先生夫妻感到很无助,
李律师决定分析整个案件,他发现领事馆之所以不批准签证,很大原因是虽然联合担保足够,但Z小姐一家的收入比较低,很难说服签证官。于是李律师建议Z小姐在美国找一份全职工作,出示相关证明。果然,在补交了Z小姐工作的相关材料后,Z先生夫妻很快就拿到了签证。
拿到签证后,Z先生夫妻专程来到了李律师事务所亲自感谢李律师,他们说,我们的申请移民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助,本以为只能留在中国孤独终老,多得李律师的经验帮助,以后有朋友需要移民的话,一定会介绍李律师给他们。
案例3
一个月,助“公众负担”的Z女士取得签证!
Z女士面谈后得到一张蓝单,领事认为她会成为美国的公众负担而拒签。Z女士真是觉得很无奈,她是F4申请的,姐姐在美国已经退休,无法担保她。于是Z女士找了前夫的侄子做联合担保人,联保人最近3年的收入都达到3万元以上,而Z女士才50多岁,身体健康,她真是百思不得其解,为什么领事会认为她会成为美国的公众负担。有人建议Z女士重新找一个联保人,但是Z女士实在也没有其它亲戚朋友可以帮忙了,所以她一筹莫展。
经朋友介绍,Z女士约见了李家祥美国律师,李律师详细了解了Z女士的情况后,认为无需再另外找一个联保人,因为原来的联保人就已经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担保Z女士。李律师引用了有关的法律,并递上联保人的资料说明其有能力担保Z女士,不出一个月,Z女士的签证就获得批准了。Z女士非常感激李律师的帮忙,让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功解决“公众负担”的问题。
如果你也遇到像张女士这样的情况,不要急于另外找联合担保人,可以马上与我们联系,或许能助你更快更好地解决“公众负担”的问题。
案例4
因先天性心脏病而被认定为公众负担,李律师助T小姐一家成功取得签证
2010年8月,T小姐一家到广州领事馆面谈。不幸地,T小姐一家并没有通过面谈,而是收到了一张勾了212(a)(4)的拒签单,即公众负担。
2个月后,在亲友的的介绍下,T小姐来到了李律师的事务所咨询。李律师看完T小姐的文件后,认为领事之所以作出公众负担的决定,一是因为美国申请人的担保不够而要找联保,二是因为T小姐年幼的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,虽然已做了心脏手术,但领事也可能担心随后会有后继治疗费用。
随后,李律师连忙整理好T小姐的文件,并向领事馆补交了有关担保人方面的文件。1个月后,T小姐收到了领事馆寄出的回馆通知,要求T小姐一家到领事馆再次面谈。
2010年12月,第二次面谈后,领事认为T小姐的小孩有先天性心脏病,虽然已做心脏手术,但此时批准了T小姐一家的签证,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公众负担。由于T小姐去到美国后,仍要为小孩的心脏问题花费一笔治疗和康复的高额费用,加上T小姐亲人在美国的收入并不理想,这样很显然会浪费纳税人的金钱,造成公众负担。于是,领事建议T小姐等5年过后,小孩完全回复了再申请。由于T小姐坚持儿子的身体情况已好转,心脏已恢复正常,不会存在任何后遗症,并且医院的证明文件也极具权威性,希望领事可以信服他们。最后,领事要求T小姐带小孩去做体检再决定。随后,T小姐带着儿子去医院体检,李律师再次向领事陈述T小姐孩子的情况,证明她的孩子已康复及联保人的担保意愿是真诚的。
2011年1月,排期倒退,这让等候着排期到来的申请人来说是多么残忍的事。T小姐一家也毫不例外,早已面谈了两次,但由于种种的原因导致至今签证仍未获批,并且需要再次等候排期的到来。虽然排期倒退,但是李律师并没有因此而松懈,仍然跟紧T小姐一家的签证进程。2011年12月,T小姐的排期再次到期。李律师连忙向领事馆跟进T小姐一家的签证情况。两周后,T小姐收到了领事馆寄出的通知,再一次要求T小姐补充小孩的体检报告。再次按要求补充体检报告后,皇天不负有心人,2个月后,T小姐终于再次收到了领事馆寄出的回馆通知,要求T小姐一家把护照寄回领事馆以及发放签证。
随后,T小姐一家按领事馆要求把护照寄回领事馆,一周后,T小姐一家便收到了签证。此时此刻的T小姐,不禁黯然泪下,她说:“本来多次给领事拒签、要求补充小孩的体检报告以及排期的倒退,这些事情已经让我们一家对签证的获得不敢再抱有任何妄想,但幸亏认识了李律师,有李律师在签证事务上的帮忙以及鼓励,让我们得以撑到获得签证的这一天。非常感谢李律师,让我们可以在美国生活,也让我的小孩将来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,茁壮成长。再次感谢李律师!”
案例5
李律师助W先生顺利解决“公众负担”问题
W先生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,现年79岁。
2009年7月,W先生到领事馆面谈。面谈当天,因W先生是党员,所以需要补充个人简历和入党的原因,以及他儿子2008年的税单。随后,W先生准备好所需资料后,便按领事馆要求递交补充资料。但之后领事馆要求W先生的儿子提供IRS认证的税单,补件后W先生收到的却是领事寄出的新蓝单,认为W先生会成为美国的公众负担,从而不能批准签证。多次收到蓝单的W先生,心情是多么的糟糕,每次补件后都收到新的蓝单,这对于一心想着与儿子团聚的W先生是多大的打击。虽然如此,但为了与儿子团聚,W先生并没有因此放弃通往美国的签证。后来,在朋友的介绍下,W先生来到了李律师的事务所咨询。
听完W先生的陈述,李律师认为W先生的儿子每年的收入差不多20万美元,收入是相当不错的。虽然W先生年纪大,但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。领事不应该以“公众负担”拒绝了W先生的签证,当中应该是另有原因的。听完李律师的专业分析后, W先生委托了李律师办理后续的签证事务。
随后,李律师多次进入领事馆了解及与美国国务院联系,最后才得知,原来W先生的儿子在多年前申请了岳父母去美国探亲,期间他的岳母在美国生病,有一张医疗单未结清,正因此,领事怀疑W先生儿子的经济能力,知道这个拒签的原因后,李律师立即从源头入手,指导W先生的儿子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的问题。终于,W先生收到了盼望已久的回馆通知,补交了新的体检及无犯罪公证后,顺利取得签证。
W先生拿到签证后,不断向李律师道谢,并说:“多得李律师的帮助,否则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在儿子的收入这么高的情况下,却被认定为公众负担,正因为从根源解决了问题,才让我能跟儿子在美国团聚,完了与儿孙一起生活的心愿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