案例1

智商偏低的男孩终于能与亲人在美国生活了

“我可以到美国了！”听到那童稚般的声音，我们会心的笑了。 

回想起2010年4月的某一天，一位L先生来到了我们律师事务所，后面跟着一个拘谨的年轻人。L先生告诉李律师，他妈妈申请他和两个子女去美国，面谈后，领事官批准了他和女儿的签证，但是却以“公众负担”为由拒绝了他儿子的签证。这就奇怪了，这年轻人虽然看起来拘谨，但怎么也是年轻力壮的，怎么会是“公众负担”呢？L先生把体检报告拿出来，原来他儿子的IQ只有60（正常是大于70的），领事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拒绝了他儿子的签证。

L先生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们都已经去了美国，如今就等着他们过去团聚，但现在却被迫与自己的儿子分开。L先生为此显得一筹莫展。李律师和L先生的沟通后了解到，虽然L先生的儿子因为智商的问题读书只读到小学毕业，但生活能自理，而且还在建筑工地做散工，完全具有养活自己的能力，而且亲人在美国的生活都挺好的，足以支撑。最后，李律师以他专业的经验成功为L先生的儿子取得了签证。整个过程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。

后来，L先生从美国打电话回来告诉我们，如今儿子已经在美国的一间水果店找到工作了，一家人在美国生活得很开心，很感谢李律师的帮忙，让他们一家能在美国生活。 

案例2

多次被拒签的老夫妻终于拿到签证

Z先生和老伴都是退休老师，每年享有丰厚的退休金，在银行也有几十万的存款，并享受医保待遇。他们在独生女儿Z小姐在中国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并在美国成家，生儿育女。考虑到父母在中国年事已高，在精神上感到孤独和无援，故申请父母来美与家人团聚。Z先生夫妻面谈后收到蓝单，领事馆以Z先生夫妻年龄大，身体健康状况欠佳会给美国社会带来公众负担，多次拒绝了二人的签证。

经朋友介绍，Z先生夫妻来到李律师事务所咨询，从Z先生的口中得知，原来Z先生的女儿Z小姐在美国没有工作，一家就是靠女婿的退休金生活，此外二人还有两个小孩子要抚养。虽然Z小姐有房屋，投资等财产，但报税收入是远不达美国要求的最低生活线的标准。于是Z小姐找到其先生的弟弟作为联合担保人，后者在美国邮局工作，每年有七万多美金的收入，并且没有担保过其他人。这样的担保是很符合条件的，但领事还是多次以212(a)(4)拒绝他们夫妇的签证，因此Z先生夫妻感到很无助，

李律师决定分析整个案件，他发现领事馆之所以不批准签证，很大原因是虽然联合担保足够，但Z小姐一家的收入比较低，很难说服签证官。于是李律师建议Z小姐在美国找一份全职工作，出示相关证明。果然，在补交了Z小姐工作的相关材料后，Z先生夫妻很快就拿到了签证。

拿到签证后，Z先生夫妻专程来到了李律师事务所亲自感谢李律师，他们说，我们的申请移民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助，本以为只能留在中国孤独终老，多得李律师的经验帮助，以后有朋友需要移民的话，一定会介绍李律师给他们。

案例3

一个月，助“公众负担”的Z女士取得签证！

Z女士面谈后得到一张蓝单，领事认为她会成为美国的公众负担而拒签。Z女士真是觉得很无奈，她是F4申请的，姐姐在美国已经退休，无法担保她。于是Z女士找了前夫的侄子做联合担保人，联保人最近3年的收入都达到3万元以上，而Z女士才50多岁，身体健康，她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领事会认为她会成为美国的公众负担。有人建议Z女士重新找一个联保人，但是Z女士实在也没有其它亲戚朋友可以帮忙了，所以她一筹莫展。

经朋友介绍，Z女士约见了李家祥美国律师，李律师详细了解了Z女士的情况后，认为无需再另外找一个联保人，因为原来的联保人就已经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担保Z女士。李律师引用了有关的法律，并递上联保人的资料说明其有能力担保Z女士，不出一个月，Z女士的签证就获得批准了。Z女士非常感激李律师的帮忙，让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功解决“公众负担”的问题。

如果你也遇到像张女士这样的情况，不要急于另外找联合担保人，可以马上与我们联系，或许能助你更快更好地解决“公众负担”的问题。

 案例4

因先天性心脏病而被认定为公众负担，李律师助T小姐一家成功取得签证

2010年8月，T小姐一家到广州领事馆面谈。不幸地，T小姐一家并没有通过面谈，而是收到了一张勾了212(a)(4)的拒签单，即公众负担。

2个月后，在亲友的的介绍下，T小姐来到了李律师的事务所咨询。李律师看完T小姐的文件后，认为领事之所以作出公众负担的决定，一是因为美国申请人的担保不够而要找联保，二是因为T小姐年幼的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虽然已做了心脏手术，但领事也可能担心随后会有后继治疗费用。

随后，李律师连忙整理好T小姐的文件，并向领事馆补交了有关担保人方面的文件。1个月后，T小姐收到了领事馆寄出的回馆通知，要求T小姐一家到领事馆再次面谈。

2010年12月，第二次面谈后，领事认为T小姐的小孩有先天性心脏病，虽然已做心脏手术，但此时批准了T小姐一家的签证，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公众负担。由于T小姐去到美国后，仍要为小孩的心脏问题花费一笔治疗和康复的高额费用，加上T小姐亲人在美国的收入并不理想，这样很显然会浪费纳税人的金钱，造成公众负担。于是，领事建议T小姐等5年过后，小孩完全回复了再申请。由于T小姐坚持儿子的身体情况已好转，心脏已恢复正常，不会存在任何后遗症，并且医院的证明文件也极具权威性，希望领事可以信服他们。最后，领事要求T小姐带小孩去做体检再决定。随后，T小姐带着儿子去医院体检，李律师再次向领事陈述T小姐孩子的情况，证明她的孩子已康复及联保人的担保意愿是真诚的。

2011年1月，排期倒退，这让等候着排期到来的申请人来说是多么残忍的事。T小姐一家也毫不例外，早已面谈了两次，但由于种种的原因导致至今签证仍未获批，并且需要再次等候排期的到来。虽然排期倒退，但是李律师并没有因此而松懈，仍然跟紧T小姐一家的签证进程。2011年12月，T小姐的排期再次到期。李律师连忙向领事馆跟进T小姐一家的签证情况。两周后，T小姐收到了领事馆寄出的通知，再一次要求T小姐补充小孩的体检报告。再次按要求补充体检报告后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2个月后，T小姐终于再次收到了领事馆寄出的回馆通知，要求T小姐一家把护照寄回领事馆以及发放签证。

随后，T小姐一家按领事馆要求把护照寄回领事馆，一周后，T小姐一家便收到了签证。此时此刻的T小姐，不禁黯然泪下，她说：“本来多次给领事拒签、要求补充小孩的体检报告以及排期的倒退，这些事情已经让我们一家对签证的获得不敢再抱有任何妄想，但幸亏认识了李律师，有李律师在签证事务上的帮忙以及鼓励，让我们得以撑到获得签证的这一天。非常感谢李律师，让我们可以在美国生活，也让我的小孩将来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，茁壮成长。再次感谢李律师！”

案例5

李律师助W先生顺利解决“公众负担”问题

W先生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，现年79岁。

2009年7月，W先生到领事馆面谈。面谈当天，因W先生是党员，所以需要补充个人简历和入党的原因，以及他儿子2008年的税单。随后，W先生准备好所需资料后，便按领事馆要求递交补充资料。但之后领事馆要求W先生的儿子提供IRS认证的税单，补件后W先生收到的却是领事寄出的新蓝单，认为W先生会成为美国的公众负担，从而不能批准签证。多次收到蓝单的W先生，心情是多么的糟糕，每次补件后都收到新的蓝单，这对于一心想着与儿子团聚的W先生是多大的打击。虽然如此，但为了与儿子团聚，W先生并没有因此放弃通往美国的签证。后来，在朋友的介绍下，W先生来到了李律师的事务所咨询。

听完W先生的陈述，李律师认为W先生的儿子每年的收入差不多20万美元，收入是相当不错的。虽然W先生年纪大，但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。领事不应该以“公众负担”拒绝了W先生的签证，当中应该是另有原因的。听完李律师的专业分析后， W先生委托了李律师办理后续的签证事务。

随后，李律师多次进入领事馆了解及与美国国务院联系，最后才得知，原来W先生的儿子在多年前申请了岳父母去美国探亲，期间他的岳母在美国生病，有一张医疗单未结清，正因此，领事怀疑W先生儿子的经济能力，知道这个拒签的原因后，李律师立即从源头入手，指导W先生的儿子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的问题。终于，W先生收到了盼望已久的回馆通知，补交了新的体检及无犯罪公证后，顺利取得签证。

W先生拿到签证后，不断向李律师道谢，并说：“多得李律师的帮助，否则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在儿子的收入这么高的情况下，却被认定为公众负担，正因为从根源解决了问题，才让我能跟儿子在美国团聚，完了与儿孙一起生活的心愿！”